清末傅崇榘，在报业、彩票、工业等诸多领域，勇开风气之先，所著《成都通览》堪称清末成都社会的“百科全书”。这位奇人同时也是一位“彩票”弄潮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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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崇榘是新潮人士。大约在电影刚传入成都不久的1908年前后，他自称：“电光戏，图书局傅牧村现在东洋习演一年，方购回川，立电光馆。公馆衙署约演者价二十元至三十元。若赴图书局（作者注：在清末时桂王桥北街33号）观者，每人价二角。”

他在各种“新政”中也大出风头，是四川彩票业历史上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只是这只“螃蟹”实在难吞，把傅崇榘弄得几乎倾家荡产。

18世纪以来欧美国家早把发行彩票合法化。光绪年后，中国官方也渐发行彩票。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冬，四川总督锡良奏请清廷批准，在成都七家巷口设四川“彩票公司”（后改名为“票捐总局”）。

初办彩票时都不晓得为何物，众商缩手，而傅崇榘却一马当先跳将出来。这年寒冬，桂王桥北街图书局大门右侧，又挂起块“富记彩票分行”的大吊牌来。原来有个当过县丞的冯昆山，这时当上监印彩票委员。他找到傅崇榘说：“你的图书局每期认销三千张，彩票公司给你特别折扣。彩票局总办翁又申大人连连夸你敢开蜀中风气之先，委任你为‘商董’……老弟，你真是名利双收啊！”

傅崇榘冲锋在前开办起“富记彩票分行”，成都众商家也纷纷领购彩票。彩票公司为此特委任傅崇榘为售票委员，并对他“悬牌奖励”。

冯昆山是“以权谋私”的高手，不出分文和傅崇榘合伙，所得利润却要“干分三成”。而领彩票需现银，傅崇榘又无此财力，只好约朋友曾雅仑合资。曾雅仑不认冯昆山的“干股”，只允傅崇榘占利二成；而冯昆山也不认曾雅仑的入股，只认傅崇榘一个人。原说好的照三七成分账，傅崇榘在曾雅仑处只得二成之利，在冯昆山处却须付出三成之利。傅崇榘暗自叫苦：“我白白跑腿奔走，空有三千票之虚名，每期还倒赔一成之利以归冯！”

到次年（1906）三四月间，傅崇榘实在玩不下去了，就不再给冯昆山的“入股利润”。冯昆山大怒说：“你既毁约，我只好把什邡钟知县托我经手、在你处所取彩票该付的银钱‘借’来，充我该得之红利！”

当时省城彩票，由各彩票商领销，发全省各地销售。销售滞阻后，每票改售5元，仍十家九剩卖不脱，傅崇榘处所剩尤多，外无人买，内不准退。曾雅仑亲戚王西垣又挪借三百多元，曾雅仑见势不妙，抽身去也。傅崇榘剩了无数卖不脱的彩票，借了一屁股的外债，弄得他几乎去撞南墙，连叹：“恨我心计太拙，实不如人。一年之间共亏一万余金，如今势成骑虎，妈呀，咋个办啊！”

1906年，傅崇榘又麻起胆子再啃另一个“螃蟹”：自造黄包车。

傅崇榘正想靠造黄包车来赚点银子去填补彩票“黑窟窿”，哪晓得谈知州家探知到傅崇榘的“工业馆”在此，有木铁工匠一百多人，洋车材料堆积遍地，搬迁肯定困难，就乘机要挟涨房租。傅崇榘无奈之极，好话说了几箩筐，房租每月加十两……黄包车造毕，傅崇榘再无财力供房租，慌忙于光绪三十二年正月十四日转租贵州馆街的廉价住房。

这时傅崇榘因彩票积亏捉襟见肘，要把留在谈公馆未搬、约值银二百多两的造车剩料青木搬回。而谈知州说还欠房租，高矮不准搬走，厉声扬言：“任你打官司，我是不怕的！”傅崇榘气得发昏，事后逢人就诉苦大叫：“对我尚如此不可以理喻，他当官时对百姓的手段就可想而知了。诸公，诸公，公理何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