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甸果敢，豪华赌厅里，身着统一红色西式制服的发牌小姐神色轻松，各色筹码在赌桌的绿绒布面上摩擦跳跃。赌客们或坐或立围在赌桌四周，他们一律都是华人面孔。

距果敢四千公里外，内蒙古通辽市开鲁县，另一群赌客正坐在电脑前，紧盯着由网络传输来的果敢赌场实时画面，不时移动鼠标点击下注。尽管不在现场，但这里的紧张感并不因距离衰减半分——有人已经把身上的智能手机都抵押了出去。

这种网络赌潮是开鲁赌客再熟悉不过的日常。早在2013年，开鲁县境内就有人参与网络赌博。开鲁县周边甚至一度流传着这样一句话，“要想赌，上开鲁。”

其他地方的情况也不容乐观。2015年，河北、江西、海南等地公安机关相继打掉３个依托境外网站开设赌场的特大犯罪网络，抓获涉案人员140余名，冻结涉赌资金5000余万元。

赌场在境外设立网站，借由分布在中国境内运维人员和代理人的远程操作，无数条长达数千公里的资金交易链，正织结成一张细密却又无形的网，覆盖大半个中国。

　　“鼠标一点就完事儿了”

6月20日，内蒙古通辽市警方宣布，经过八个月缜密侦查，他们破获了一起网络赌博案。该案幕后老板来自缅甸，其手下利用在缅甸的实体赌场开设网络赌博娱乐厅，随后又利用代理人大肆发展中国公民参赌。注册的赌博账号多达3.3万个，线上赌博金额每日高达近亿元。

通辽市位于内蒙古东部，是个农业大市。网络赌博正从原先的经济发达地区向下渗透到城镇和农村。

据《法制日报》报道，在通辽市开鲁县，参赌人员多半都是并不富裕的普通阶层，“有输掉整个家庭储蓄的家庭主妇,有输掉全部家当的私企老板,有借钱赌博背上几十万元债务的无业人员，还有因留恋网络赌博而辍学的初中生”。

2016年10月，开鲁县境外赌场网络赌博遭曝光，前往暗访的原《京华时报》记者韩天博告诉本刊，在当地，赌博本来就是农牧农闲时节的常见景象，而这种网络下注，操作非常简单，赌客通过“代理人”往账号里充值，之后就可以登录赌博网站加入赌局。

几乎所有国际知名赌博集团均设有中文赌博网站，通过搜索引擎可以轻松找到这些网站的网址。登录后，只需输入从代理人处获得的账号和密码，即可进入“游戏”页面。

游戏分为“百家乐”“龙虎”“极速百家乐”等，都是常见的赌博方式。点击其中一个，页面上就可以显示出千里之外境外赌场正在进行的实时赌局画面。不仅如此，有些网站还提供“页面切换”选项，赌客可以360度查看赌桌不同角度的实时监控，比在现场更加方便。

一旦赌客有了主意，只要用鼠标点击页面中标有不同数字的筹码按钮，并拖拽至“庄”“闲”“和”等任何一处，就可以轻松下注。网络赌博几乎没有门槛，韩天博说，“鼠标一点就完事儿了”。

赌博猖獗，滋生了其他性质的案件。2015年10月，开鲁县发生了一起抢劫出租车的案件，案犯王某是个农民，因为网络赌博输光了准备结婚的15万元，为了给未婚妻买钻戒,不得不铤而走险。

　　86亿的新案子

4月25日，夜幕中，一辆飞机从菲律宾机场起飞。机上55名网络赌博涉案人员被成功遣返押解回国。

这是公安部“断链”行动的一次重大收获。7天前，中菲两国执法部门同时行动，摧毁了架设在菲律宾的“KONE娱乐”等四个赌博网站，在境内外共抓获涉案人员99人，冻结账户1100余个，已查冻资金7000余万元。

对律师杨清来说，这已不是什么新鲜现象了。九年前，杨清作为第一被告的辩护律师，代理了号称“全国最大网络赌博案”的新东方赌场跨国赌博案。因涉赌金额高达86亿，再加上主犯来自香港，案子一度成为各家媒体的头条。

杨清告诉本刊，香港人谭志伟、谭志满兄弟和其父亲谭雄的赌场生意，要从1999年算起。他们在云南德宏与缅甸交界的瑞丽江心洲上，以每天5万元的价格租下一间赌厅，取名“新东方”。2003年，谭家又把赌场转移到了缅甸克钦邦单独辟出的“经济特区”迈扎央。

2003年5月，中方与缅方合力开展“利剑行动”，新东方等边境赌场受到重创。谭氏父子开始发展赌场的网络“业务”。

他们先是花费数十万安装了九画面的监控设备，通过电信网线把画面传输到互联网上，赌客只需要下载专门软件，再输入特定网址和密码，就可以一览赌场实况。现场则有听候差遣的“马仔”，帮赌客取来他们已经汇款买下的筹码，依照赌客指令在现场下注。

也许是尝到了不小的甜头，2005年，新东方革新了网络赌场技术——赌客可以直接在电脑上点击下注。他们请了一个香港老乡为其安装卫星信号传输设备，付给对方200万的酬劳，再加上每月50多万的租用费和维护费。这是一笔不小的费用，而每月从赌客和代理处吸收的“抽水”（服务费），足以冲淡成本负担。

此后，新东方赌场开办了多个网站，并把网站的服务器设在广东、海南、香港等地。赌场还专门成立了网络部，安排专人常驻境内，用赌场员工的身份证在各大银行开户，以便转移赌资。

与实体赌场一样，网络赌场也有“经纪人”或者“代理人”。部分代理人与赌场共担风险，赌场会定期按照“输口”（输钱局）的一定比例给其返点，俗称“洗码费”。

据《大河报》2009年4月报道，河南登封就有不少依托境外赌场而建的“场子”。设在登封的“总部”（即“代理人”）与境外联系，指挥“马仔”到赌客们指定的赌厅为他们下注，赌客们会在电脑旁边搁一张赌桌，使用真实筹码，但输赢以境外赌场实时画面里的赌局为计。

客人下注前，通常会从代理人处取得筹码。为了吸引赌客参赌，这些代理人也会允许赌客赊账，也就是向客人放高利贷收取利息。等到赌客将赌资散尽，便派人24小时“贴身追债”，赌客不仅要包对方吃住，还得支付“追债费”。

因代理人靠拿赌场的返点就可稳赚不赔，不少赌客返回内地后，干脆做起代理人生意。2005年，一名新东方的赌客从缅甸回昆明后，利用新东方的赌博网站在居民小区开设了两个网投点。从2005年年底到2006年8月，其中一个网投点的下注金额达3780万元，他和合伙人获得的“洗码费”就有50多万元。

鼎盛时期的新东方网络“业务”不输实体。据曾经到缅甸迈扎央暗访过的记者描述，新东方赌场内，有七成赌客是戴着耳机向雇主征求指令的“马仔”，有些赌场内甚至设了专门用于网络投注的赌台。

就这样，境外赌场把一张张隐形赌桌悄悄摆进国内，赌客们被视作禁忌的欲望，倚赖源源不断的数据传输，得到了满足，无须跨越千里。

就在内蒙古通辽特大网络赌博案被破获的第二天，6月21日晚，杭州城东一所高档小区内，保姆莫焕晶正在另一处赌博网站上玩赌博游戏“百家乐”。

百家乐，英文为Baccarat，通常使用3-8副牌，由荷官分发给赌客。赌客手中各张牌的总点数为9或更接近9就赢。百家乐是最受欢迎的博彩游戏之一。新东方赌场案之后，陆续被曝出的境外赌场视频网络赌博，玩法也多以百家乐为主。

慈善家李春平就曾在自传中透露，自己最喜欢玩百家乐，最多的时候一晚输掉1.4亿。

自2017年3月，莫焕晶就开始用手机进行网络赌博，并且多次输光积蓄。为了筹赌资，莫焕晶偷了雇主的手表进行典当。当晚，她再一次登录赌博网站开始玩百家乐。几局下来，莫焕晶一直在输。到6月22日凌晨2时04分，她已经输光了偷表换来的6万余元，账户余额仅剩0.85元。

凌晨4时55分左右，莫焕晶用打火机点燃了一本书，扔在客厅的布艺沙发上。莫焕晶逃离了现场，然而她所服务家庭的女主人和3名子女却吸入一氧化碳中毒，抢救无效死亡。

据杭州警方通报，杭州市区内，部分棋牌房、宾馆酒店内均发现有人利用境外网络赌博网站进行百家乐赌博。7个城区内就有10个网络赌博团伙。

杨清律师介绍，百家乐赌博，若有以豪华赌厅为背景的大场面，借由摄像头和互联网传输出去，给人的真实感会非常强，如果赌客不便出境，或追求便利，通常乐意选择这种赌博方式。

因为没有筹码或现金这类实物在手，金钱往来对在网上赌博的赌客来说，无非是一串串变化细微的数字。网络赌博的输赢有时会比在实体赌场来得更为剧烈。

在百家乐游戏中，庄家并不与闲家直接对垒，虽根据庄闲两家点数定输赢，但输赢两家都与发牌手，即赌场，计算赔付。这种设计看似公平，百家乐也被称为“最文明，最公平的游戏”。

然而，倘若赌场始终财源滚滚，赌客方一定是折本的多。据一位曾在缅甸赌场工作过的知情人士描述，为保住客源，赌场通常会保证游戏的公平性，但不免有所谓“杀猪场”。赌场会与“马仔”合伙操纵赌局，坑骗赌客钱财，坐在屏幕前的赌客常常觉察不出异样，任由赌资源源不断流向“马仔”和赌场的口袋里，有的“马仔”甚至能拿到赌资70-80%的提成。

除了百家乐这种传统的网络赌博，利用移动互联网赌博的势头也在增加。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侦查系教授刘为军告诉本刊，社交软件和一些支付软件的社交功能上线之后，建群、红包也被用来开设赌局，部分案件涉赌金额过亿。2017年8月，安徽省来安县公安局破获一起微信“发红包”赌博案件。开设者建了1000多个红包群24小时不断发红包，抢到最大金额的人可获得奖励，而金额最小的人必须发一个价值不小的“大包”。据警方介绍，该案累计赌资已达1.7亿元，参赌人员涉及全国各地近千名。

寄生于微信红包赌博的外挂软件销售也随之红火起来。今年6月，在江苏姜堰警方破获的“全国涉案金额最大的外挂抢红包案件”中，案犯通过销售名为“教父”的抢红包外挂软件，一年内获利超过1500万。

涉及游戏币买卖的网络游戏也是一种网络赌博。不少学者认为，在一些斗地主游戏中，选手需要以现金购买游戏币，就有人做起了出售、折现游戏币的生意。有些涉案人甚至直接利用游戏开设赌局，事后再将游戏币折算成人民币结算输赢。

　　“断链”行动

“我从开望江楼赌场起，几年来不知打废过多少人！你相信不相信！我今天同样敢把你打废掉？”2004年，新东方老板之一谭志伟怀疑赌场内的发牌手偷窃筹码，对这位发牌手及其家人发出了死亡威胁。

作家杨佳富把这个故事作为引子，写成《禁赌风暴》一书，并在2005年9月出版。

2006年1月23日，在中央高层和公安部授意下，云南省公安厅立案侦查境外赌场组织吸引中国公民出境参赌和网络参赌案。一年多的侦查后，警方终于证实谭氏父子涉嫌赌博犯罪。随后，除云南本地团伙外，广东、北京、辽宁等地的53名涉案人员也被抓捕归案，共有7台网络服务器被查获——这成了检察官日后指控谭氏家族赌博罪成立的关键证据。

当时杨清和他的搭档为谭志伟做了无罪辩护。杨清认为，香港人在中国领域外犯罪不适用大陆法律。而检方则利用《刑法》第六条“犯罪的行为或者结果有一项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的，就认为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犯罪”，驳斥了杨清的主张。

目前，法律界普遍认为网站服务器设在哪里就视为在哪里犯罪。杨清分析，谭氏家族把部分服务器设在中国大陆，因而难辞其咎。

新东方赌场案之后，“最大网络赌博案”的涉赌数额每隔不久就会被刷新，目前已达千亿级别。而为了逃避打击，大部分网络赌博网站把服务器设在赌博合法化的第三国，如新加坡、菲律宾。

“为什么这类犯罪屡禁不绝？”刘为军告诉本刊，各国（地区）网络赌博合法程度不一，跨国赌博案件很难取得涉事国警方的协助。理论上，潜藏在境外的赌博网站借助互联网侵入中国，造成无数中国人参赌，可视其在中国犯罪。然而，东南亚国家华人聚集，仅凭中文页面就断定网站针对中国公民开设的说法站不住脚。

2015年3月，公安部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断链”行动，以打击包括网络赌博在内的互联网违法犯罪活动。腾讯方面也宣布与警方协作，封停涉赌违规群和账号。然而要扫清网络赌博并不容易。“除了刑事打击以外，只能靠你开一个我封一个，你再开一个我就再封一个。”刘为军说。从实践上来看，中国对视频直播网络赌博的行为，打击的主要还是其在国内的股东、代理人和运维人员。

2017年7月下旬，接受本刊采访时，杨清刚刚从云南瑞丽返回昆明。他看到，与瑞丽姐告口岸仅隔一张铁丝网的缅甸木姐市，曾被打压过的赌场又恢复了“生机”。谭志伟也已出狱，仍在澳门的赌场里“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