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福利彩票的事业，追本溯源，其发源于时任民政部部长崔乃夫的一个忽如其来的灵感。这份灵感的初衷，就是为了筹集开展福利事业的资金。

中国福利彩票从诞生开始，就带着公益慈善的性质，承载着历史使命。

　　不能回避的“问题”

1978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顺利召开，被视为中国现代化的转折点。中国迎来改革开放的新篇章。中国福利彩票事业的开端，也由此展开。

改革开放，促成人力资源的解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念不断深化，人才流动和市场竞争逐渐成为常态。

在自然界里，优胜劣汰，适者生存是不变的法则。但在人类社会中，一部分低收入群体和有困难的群众因为先天原因和后天遭遇，导致无法参与或难以适应激烈的竞争，需要动员整个社会力量，献出爱心。《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4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国家发展为公民享受这些权利所需要的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医疗卫生事业。国家和社会保障残废军人的生活，抚恤烈士家属，优待军人家属。国家和社会帮助安排盲、聋、哑和其他有残疾的公民的劳动、生活和教育。”

新中国诞生以来，国家每年都拿出大量资金，采取多种形式，兴办各种类型的敬老院、社会福利院、精神病院和福利企业，为救助对象提供生活保障、康复医疗，并帮助一部分有劳动能力的人就业。然而，国家财力毕竟有限，民政部门仅靠国家财政拨款的唯一渠道已无法跟上社会弱势群体的实际需求量。沿用了几十年的老路———国家包办，要做出必要的改变和转型。

面对这种现实的情况，时任民政部部长崔乃夫坚定地说：“不能因为没钱我们的工作就不搞了。”

　　忽如其来的“灵感”

1986年以前的国家福利事业，在公益福利资金来源上，主要依靠政府财政拨款和社会各界捐赠。前者依靠政府出资，即社会福利事业由国家包办，政府的财政状况直接影响公益福利事业本身的发展，长此以往，不利于福利事业长期的循环发展；而后者依靠社会资助，随机性太大，可控程度低，难以形成制度化，不能保证持续性的收入，无法满足当时社会公益福利事业面临资金短缺的问题。

崔乃夫意识到，兴办福利事业需要多层次、多渠道、多形式地开展，回笼社会游散资金迫在眉睫。

1984年，一位海外华侨在借鉴了香港的福利事业模式后，向崔乃夫谏言三条“取财之道”，一是搞赛马卖马票；二是向高级酒店增收附加税；三是发行彩票。崔乃夫心中的兴奋点瞬间被彩票点中，他的思绪中又多了一条新思路。

此后，民政部有关部门就发行彩票的可行性进行了调查。在对世界上许多国家的福利状况考察的结果表明，世界上不论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不论经济发达国家还是经济欠发达国家，绝大多数都以发行彩票的方式弥补国家财政对福利事业的拨款不足。

1986年春天，恰逢国家领导人考察三峡水利建设情况，崔乃夫也随同前往。一路上崔乃夫向时任国务院总理汇报了民政部面临的资金缺口困难，并提出了通过彩票募集社会福利公益金的建议。

　　崔乃夫的“一封信”

三峡考察结束后，1986年7月22日，崔乃夫给时任国务院总理写了一封报告信，信上附带关于原苏联及东欧等国家的彩票研究资料。

崔乃夫如实写道：“最近，我研究了一些国家社会福利工作的经验。各个国家的具体做法虽然不同，但都是采取多渠道筹措资金，即国家、个人、企业、社会并举的办法。向社会筹措资金，主要是募捐和发行彩票。”“趁盲聋哑协会访问（原）苏联、东德和波兰之机，我请他们顺便作了一些调查。这几个国家都发行彩票，而且种类很多，收入主要用于公益事业，效果不错。一方面减轻了国家的开支，另一方面也解决了社会上某些急需解决的问题。”“我国目前筹措资金的方法过于单一，主要是国家、集体（包括企业）两条，而个人和社会两个渠道尚未打通。致使国家和企业负担过重，一些应解决的社会问题又无力解决。随着经济的发展，竞争的激烈，社会问题也在增多。原来由国家承担的老人、残疾人，需要社会帮助；竞争中失败者或缺乏竞争能力的人，也需要援助。所有这些事项都要花钱，单一由国家开支是不可取的。因此，我建议打通向社会筹措资金这个渠道。”

怎样向社会筹措资金呢？崔乃夫建议，发行有奖募捐是可取的。募捐所得用于发展残疾人、孤儿、社会孤老事业和帮助那些生活无着的困难者。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主要是发展社会福利事业，并定期公布开支。

时任国务院总理接到崔乃夫报告信后，给予了高度重视，并在报告信上作了批示：“原则同意，可向国务院写一报告，议定。”接到批示后，民政部立刻组织工作人员进行有关各种准备工作。

福利彩票的种子已然种下，并在中国的土地上破土发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