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彩票业销量将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的传言不绝于耳、甚嚣尘上，在2014年中国彩市较上年同比增长23%、野蛮上涨730亿元、总销量达3823亿元的雄劲态势上，超过美国（805亿美元约合5000亿元人民币）盘踞龙头的趋势似乎可计日而待。然而刚刚过去的2015年彩票类销售数据，却让专家们大跌眼镜：中国彩票销量实现了12年来首次负增长，降幅将近4%。5000亿销量规划只得暂时搁浅，希冀稳扎稳打、稳中求胜。

不得不说，2015年由于政策层面叫停互联网彩票售卖，大幅整改规范互联网售彩环境对整年度的彩票业销量造成巨大冲击；另一方面，彩票机构的事业单位改革，使得市场化薪酬制度与彩票发行经费调整较大，也间接影响了彩票市场。然而，单就中国人口是美国人口的4倍来看，中国在国际彩票市场以量取胜也仅仅是时间问题。当然，单单靠人多势众的方式似乎胜之不武。据统计，发达国家的博彩业收入大概占GDP的2%至3%，而2011—2013年来中国彩票的实体销售收入占GDP的比例分别为0.374%、0.4%和0.5%，占比远低于发达国家，空间上远未达到饱和，可以预见，一旦互联网售票的闸门重新开启，势必带动着新型购彩方式的风靡，随之带动彩票销量的井喷。

彩票市场的繁荣从某种层面说明了人们对于消费该类产品的热衷，同时也引起了一个有趣的现象：总有看客质疑彩民们的智商，“难道他们不知道彩票纯粹是个概率游戏吗？真的以为有规律与技巧可言？”单就福彩双色球与体彩大乐透举例，其中头奖的概率分别达到了1700多万分之一和2000多万分之一，的确可能性极小，中了的人恐怕要耗光这辈子的好运气。然而人们为什么还乐此不疲的投注，哪怕99.99%的钱都贡献了国家福利与体育事业？

心理学中的解释是因为希望。希望是赌博的全部乐趣，也是购彩的瘾头来源。在这点上，有两个方向完全相反的判定：

一种观点认为，彩票业的增速数倍于GDP的原因是“人穷就爱买彩票”，处于社会底层的人们较之高收入家庭贡献了更多的彩票销量，抱着侥幸心理渴望成为暴发户，所以彩票是一种穷人税。美国学者GarrettT.A于2011年对此进行了一项经济学研究，研究表明一个国家的彩票发行量与GDP的比重会随着GDP的增加而增加，达到一定的水平即极值后就会随着GDP的增加而减少。也就是说，彩票销售量与人均GDP为倒U型关系。他们的研究结果还发现：低收入国家比高收入国家购买了更多的彩票。

另一种观点认为，不下注就没有希望，下注就是花钱买希望。希望在此成为一种消费品，人类天然是一种充满希望的乐观动物，面对概率劣势，人们仍然勇敢下注，他们的概率劣势就是购买这种消费品的价格。确切的说，彩民是用购买来的下注权来满足自己的消费欲望，不管这种消费欲望是出自一种虚幻的希望刺激，还是一种逃避现实的消灭时光。而在彩票市场里，它的价格无非是2元一注而已，以小博大、贱买贵卖、对概率劣势同样具备价格敏感性（人们会在概率差异、奖金差异的不同玩法间做出自己的选择），这些行为也印证了他们同样是经济学中的理性人。

同时，诺贝尔奖获得者卡尼曼的“前景理论”也能为广大彩民的购彩行为做佐证。该理论的一个分支认为，人们都迷恋小概率事件，却在小概率事件面前表现出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面对小概率的赢利，多数人是风险喜好者；而面对小概率的损失，多数人是风险厌恶者。下注才有可能赢，尽管赢的可能是几千万分之一，那为什么不试一下呢？前景理论还揭示了一个奇特现象，即人类具有强调小概率事件的倾向。所以真的如某些网友说的那样，彩票的销售额是彩民们所交的智商税、值得嗤之以鼻吗？我觉得不见得。

当然，我个人认为，在数字型彩票的玩法基础上，做预测模型、用错误的大数定理推论接下来哪些数字出现的可能性较大是不科学的，这是由它的完全随机属性决定的。在玩法规则确定、样本足够多、时间足够长时，这组庞大的数组会显示出所谓概率性规律，但反推不成立。在我国现有的彩种中，真正有可能靠经验、技巧分析获胜的，八成只有足彩中的竞彩项目了。09年引入国内的体彩竞彩类玩法，加入了“赔率”的概念，此举将中国彩票的娱乐性向国际化水平缓慢拉近，并颇见国外博彩的雏形。对于彩民而言，天上掉下个大礼包固然很好，但在观球过程中增加娱乐性和刺激感也是其愿意投注的重要驱动因素。在赔率的固定奖金基础上，竞彩类产品也促成了一小撮彩民的“投资行为”——通过承担风险以资本相搏，并产生同资本同比的盈利，更加符合投资的原理，也趋同于博彩兼具“娱乐消费”与“风险投资”的两栖属性。

“从温饱式的实物消费，转向小康式的休闲消费”是历史的必然，顺势，彩票也从挑起公益事业的大梁、到促进消费拉动经济转型，彩票机构为大众提供丰富健康的娱乐产品、以市场手段而非行政为主打击“私彩”，成为其重要职责所在。

一只考拉：就职于北京邦赢彩服科技有限公司，博彩爱好者。